2014年德班平台开启了正式谈判进程，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由此进入快速发展期。包括年底将要召开的利马缔约方大会，都将为2015年达成气候协议做积极准备。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不仅在气候谈判中展现建设性姿态，国内也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减排行动。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排放总量较大，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压力产生的原因是部分国家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角色界定超出了中国的能力。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在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前难以动摇。然而，国际上有一些观点不考虑中国的发展需求和历史排放权益，忽视人均指标水平，仅以经济、排放、贸易等总量指标，片面强调中国的大国责任，认为在国际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像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减排、提供资金等义务。这种不顾他国发展权益、不切实际的要求与公约规定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分歧背后意味着责任和义务的巨大差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体现了责任和担当，但国际气候协议对中国的要求需要切合实际，体现公正，与中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通过连续的“五年计划”的规划和实施，实现了显著的减排效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发展权益与自身定位，中国才有能力、有条件为国际气候治理做出更大贡献。本书第一部分“总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定位的理由和意义，并从公平的视角探讨了中国的责任与贡献。

关于德班平台的谈判，虽然有部分国家认为，其核心成果只应该包含各国的减排目标，是一个全球减排协议，但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德班平台谈判应该平衡地对待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能力建设等关键议题。发达国家履行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义务的诚意和程度，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开展以及如何开展适应和减缓行动、实现减排目标的前提。在这些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德班平台工作组开始安排按不同议题展开磋商。本书第二部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对德班平台下开展磋商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梳理，反映了目前不同议题的谈判进展和不同国家、集团的谈判立场。联合国首脑峰会是2014年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联合国秘书长为促成2015年国际气候协议开展的一次重要的全球政治动员。包括中国在内的125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本书第二部分也专门安排文章介绍会议情况及意义。

为推动国际社会科学认识气候变化问题，一些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其中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基于大量最新的科学文献和更多的证据，对全球和区域的气候变化事实、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以及气候变化减缓进行了全面评估。第五次评估报告于2013年9月底发布了第一工作组报告，2014年3月和4月相继发布了第二和第三工作组报告。报告是国际社会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科学依据，也将对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产生重要影响。本书第三部分“科学认识与进展”系统解读了IPCC三个工作组的研究报告，突出介绍了三个工作组报告的关键结论，分析了IPCC报告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构建以及开展国内行动的意义。此外，本书第三部分还介绍了2014年2月正式发布的IPCC湿地清单指南的情况，以及“未来地球”科学研究计划在我国的实施进展。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再次警示了全球增温的趋势，提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的限制，要求对全球及各国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约束。中国是排放大国，中国的减排行动和目标、温室气体的排放峰值，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发展惯性，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逐年上升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尚不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体系及计算方法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很难预估2020年后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更难以做出量化的减排目标承诺。于是，国际社会集中关注中国什么时候能实现排放峰值，如何采取措施尽快实现峰值。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实现排放峰值与国家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本书第四部分“中国的碳排放峰值”，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人口发展趋势、能源发展与利用以及居民消费趋势等不同角度，分析中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探讨排放峰值的时间和幅度，以综合、系统、全面的方式，展现未来影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发展趋势，并预估我国排放峰值出现的时间段为2025～2035年。

本书第五部分“研究专论”围绕水资源及安全、碳市场、土地利用、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气候变化公众意识等方面，介绍了国际和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以及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开展的实践活动。本书最后还收录了2013年世界各地与中国社会经济及能源、碳排放等相关数据，以及全球和中国气候灾害历史统计资料，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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