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辑的五个栏目中，文章异彩纷呈。“近代语言接触研究”是我们刊物的一个重点栏目，本辑收录了4篇文章。沈国威教授的文章，从很少有人会关注的角度——“区别性”与“词语密度”论述了章太炎及严复在汉语新造词方面的误区。沙广聪以英华辞典、《申报》为中心，考察了19世纪以后汉语资料中“化”的后缀用法的形成，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日语直接推动了汉语中“化”的词缀化进程，以及后来“化”的后缀用法在汉语中的迅速发展、普及。沈和的论文以伊比利亚全球化与英美全球化的文献为基础，对“巴西”的译名在中日两国使用的状况与定型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杨帅可、王思齐则对“西班牙”译名进行了梳理。无论是理论上的研究，还是个案的分析，都大大丰富了语言接触史的内容。“疾病史研究”栏目中王海姣以《1871～1882年驻华医报撮要》为主要参考文献，对近代中国城市水质与疾病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客观全面的水质分析必须与近代中外交通与口岸现代化程度等因素相结合。《历史、当下及未来的大流行病》是今年刚刚出版的两位德国疾病史家的专著译本，通过这部专著的翻译，可以看出汉语学界与欧洲学术的同步。李雪涛在译后记中对翻译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中韩文化交涉研究”栏目中，刘洋介绍了朝鲜文人徐命膺所注解的《参同考》，指出在以朱子学为朝鲜国学的背景下，作为儒学者的徐命膺不仅不将其中的道教内丹思想视为异端，反而将目光投入道教内丹术的研究当中，这些都具有了与当时中国学者不同的倾向。在“序跋”栏目中，我们选择了一篇文章。在李雪涛为孙秀昌教授《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所写的序中，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德国哲学研究中所做的贡献，序本身也反映了雅斯贝尔斯艺术实存哲学在中国的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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