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地区是一个重要但长期以来研究不足的地区。本书作为因果解释型研究，旨在研究什么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是什么导致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发展变迁，特别是解答为什么国力弱小的南太平洋岛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地区机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问题。

在梳理地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一套分析框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球-地区多孔性”概念以衡量全球层次的因素如何影响南太平洋地区主义，认为全球层次影响的上升有利于南太平洋地区内国家的利益和权力，从而促进其对地区主义的主导权，推动地区主义的本土化；反之，全球层次影响的下降导致地区主义走向封闭，有利于大国发挥固有的实力优势、主导地区主义。排他性特定共同利益与岛国权力的上升驱动地区内国家主导地区机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而地区公共产品的有效性维持或消解特定的地区主义主导权。

通过历史案例分析，本书以这套分析框架解释了不同时期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发展。

殖民时期（1947～1971年），在二战后的全球背景下，殖民大国主导建立了以南太平洋委员会为核心的现代意义上的南太平洋地区架构。在全球去殖民化浪潮下，南太平洋岛国与岛屿主权意识与利益自觉开始觉醒，驱动了南太平洋委员会的内部改革与新机制——太平洋岛屿种植业协会的建立，推动了早期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本土化。

本土化时期（1971～1991年），在冷战扩展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背景下，大洋洲国家共同利益的增长以及更多岛国的独立促使大洋洲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机制主导权的上升，推动了南太平洋论坛和南太平洋委员会之间的机制竞争，促使南太平洋论坛最终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机制，并推动了有关渔业和环境问题的地区集体外交，驱动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本土化。

后冷战时期（1991～2009年），在冷战结束的全球背景下，出现了“大国撤出南太”现象。澳大利亚出于地区一体化的利益和“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安全考虑，通过秘书处对南太平洋论坛的“管理团队俘获”，推动确立了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机制的全面主导，推动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再殖民化”。

2009～2017年，在全球治理和大国博弈深化的背景下，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渔业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凸显，议价能力提高，在南太平洋地区机制主导权的上升，催生了一批新地区机制，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出现和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多元化。

本书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展变迁逻辑的研究有助于加强地区研究，也为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建设提供了一个有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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