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的伊比利亚政治变局以来，澳门、马尼拉两港的贸易从开辟逐渐走向繁荣，1619～1634年的澳马贸易呈现了急剧上升的态势。与之相反，同时期马尼拉与福建的贸易则每况愈下，西班牙人将其归罪于居澳葡商对华货供给的垄断。在日本和美洲白银竞相追逐中国生丝的大背景下，居澳葡商软硬兼施的策略和荷兰人对中菲贸易的打击是“此降与彼升”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及成因，既反映明末欧洲数国在远东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说明了澳马航线业已成为白银流入中国的另一重要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