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把气候变化列为全球第三大挑战，同年八国首脑会议也把气候变化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1990年联合国启动气候公约谈判到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2005年12月蒙特利尔气候会议决定启动后京都谈判，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不懈地从制度层面做出努力。面对后京都时代的挑战，欧盟国家在公约内外，利用各种平台（如八国集团首脑会议、20国能源与环境部长级会议、亚欧会议等）积极推动后京都谈判进程，而美国则尝试在公约框架外寻找新的途径（如建立并推进《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美国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加州）已经启动应对计划并制定减排目标，对美国其他各州和联邦政府的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作为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既需要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也面临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在后京都时代，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走低碳发展道路，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做出三种形式的承诺：自愿承诺、道义承诺和条件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