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次区域合作一般具有多重的目标取向。对传统合作经济利益的超越，使次区域合作内在地要求更广泛和深入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伴随着次区域合作目标取向的多元化和初始合作条件的改变，作为中间变量的宏观政策协调在外延和内涵上，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以适应次区域合作的需要。发展型次区域合作的成员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面临着制度和物质基础设施薄弱的制约，为此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能力的建设。对于自然经济区合作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来说，加强政策协调基础不但为日后的宏观政策协调创造条件，而且有利于当前合作的深入。具体协调应该包括财政政策公共投资、建立次区域发展银行、加强制度设施建设、建立区域评级机构和完善项目进入退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