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美国社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文明主义”与“文化主义”的争论深刻影响着外交政策走向。委内瑞拉危机期间，英美因领土争端濒临战争，美国国内强硬派主战，而众多和平组织和精英人士发起仲裁运动，呼吁通过仲裁解决争端。英美各界最终通过谈判签订仲裁条约，虽未获美国参议院批准，但此次事件体现了仲裁主义者的努力，也反映出金戈主义者的好战倾向。仲裁主义者核心主张是在“文明国家”间建立仲裁机制，他们从“文明”观念出发，以“基督文明”“启蒙文明”等话语为仲裁寻找合法性，认为“文明国家”应通过仲裁解决争端，这种观点虽有理想化成分，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温和化起到一定作用。金戈主义者则高呼“文明”，实则将其作为战争、暴力和民族主义的伪装，主张美国应采取强硬立场，维护国家荣誉，其观点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与仲裁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话语在仲裁运动中频繁出现，既体现了英美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也显示出其种族优越感。部分仲裁主义者采用“真正的文明”话语，批判金戈主义，强调文明应包含自我控制、和平解决争端等内涵，这一话语导向反帝主义，尽管反帝主义者对“文明”的态度存在矛盾，但他们的观点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促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谨慎地运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