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文明主义” 与 “文化主义” 常呈现对立统一关系，在从 “天定命运” 到占领菲律宾的进程中，这种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在 “天定命运” 影响下，美国对印第安人采取 “文明化” 政策，试图使其皈依基督教、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并接受独立产权观念。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因白人的贪婪和种族主义而失败，印第安人失去大量土地，其 “文明化” 成果也化为乌有。同时，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区别对待，视墨西哥为 “半文明人” 或 “野蛮人”，而认为加拿大是 “文明” 国家。美国占领菲律宾是 “文化种族” 与 “文明专制” 路线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 路线体现为部分人以传播文明、重塑美国男子气概等为由，主张占领菲律宾，但该路线存在诸多问题，如美国军队在菲律宾的 “野蛮化” 表现，使其难以自圆其说，最终失去民众支持。“文明专制” 路线则以伊莱休・鲁特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菲律宾是 “半文明人”，不适用于《独立宣言》，美国应采取 “仁慈的同化” 政策，对菲律宾进行现代化改造，提升其文明水平至具备自治能力。尽管这一路线在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如遭到 “文明自制”“文化多元” 与 “文化种族” 三条路线的攻击指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最终因多种因素半途而废，包括内部的权力结构限制、种族文化焦虑以及菲律宾人对独立的渴望等。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美国在对外扩张中，“文明主义” 与 “文化主义” 的复杂交织与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