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慧思陶勒盖碑》中两次出现的婆罗米文“ni-ri ka-γan tü-rüg ka-γan”应释读为“泥利可汗和都六可汗”，后者是达头之子、射匮和统叶护之父，其名也以粟特文“twrk x’γ’n”的形式出现在若干近年被初步释读的西突厥钱币上。都六可汗与咄六设不是同一人，后者是佗钵之子、思摩之父。突厥内战期间，佗钵系更多时间受西部集团控制，因而其名号也呈现出某些西部风格。通过对突厥内战期间泥利与达头势力东渐过程的分析，结合对同一时期都蓝、启民与铁勒诸部动向的考察，本文提出《慧思陶勒盖碑》的建立者较可能是出自佗钵系的可汗，尤以思摩的可能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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