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2020年，墨西哥权力集中度指数均值为78，发展指数均值为29，是权力集中型国家的典型。该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制度都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主流发展理论无法解释其长期发展困境。另外，由于墨西哥进行过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与非洲/印度的二元模式有相似之处，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后者。阿尔韦托·迪亚斯-卡耶罗斯（Alberto Díaz-Cayeros）使用诺思的社会秩序理论对墨西哥案例进行分析，他认为20世纪40～80年代的墨西哥属于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而1990年之后则进入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这种削足适履型的理论完全不能解释墨西哥的现代发展史，因为20世纪40～80年代恰恰是“墨西哥奇迹”年代，在这个阶段墨西哥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在诺思等所称的更高级的成熟型阶段，墨西哥进入了经济、金融和政治的全面动荡期，国家治理能力全面下降，贩毒组织、军队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增加也使暴力滑向失控状态，墨西哥进入发展衰败阶段，而非“成熟阶段”。72282668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把墨西哥乃至拉美的问题归咎于民粹主义政策，他们认为民粹主义政客所执行的赤字财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等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萧条，阻碍了拉美国家的发展。72282669但是，对拉美发展史的深入检视倾向于否定这种观点。首先，拉美国家独立已逾200年，其间大部分时间并非处于民粹主义政客的统治之下，各种经济政策包括内向型、外向型、自由放任、国家干预、紧缩型、扩张型政策都曾经轮番上场，但都没有让拉美国家走上发展的正轨，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特定的民粹主义政策失之片面。其次，民粹主义政治往往出现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只是将所有问题归咎于民粹主义，但没有深究民粹主义出现的根源，这种分析仍停留在浅层次上。亨廷顿将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归因于强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包括总统六年任期且不得再次当选制度、党的职团主义制度等。但是，在这些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革命制度党却失去了执政地位，墨西哥也失去了政治稳定。这些政治制度观点不能解释墨西哥的稳定与不稳定。对墨西哥一个世纪以来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可以解释它发展受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