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等具有强烈印第安人色彩的国家至今仍然能够看到一些印第安文化特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到来之后，同当地印第安人相融合，同时又输入了大量来自非洲的黑人，美洲文化由此接收到了大量来自外界的文明。独立以后的拉美地区，尽管在19世纪里内战仍然频频爆发，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等阶级的成长，这一阶级总体上受到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稳健共和政体思想的启发。在19世纪后期，欧洲劳动者的移居又加强了民主传统，因为他们虽然空手到来，却不是空头空脑。这些欧洲劳动者作为欧洲专制政治的受害者，许多人都是为自由而斗争的老战士。他们秉承着一切欧洲人的传统来到这个新世界寻求自由。

在以上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拉美地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较早制定工厂法和劳工法的地区。在20世纪初，拉美地区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就开始了在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夜班和限制童工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劳工立法。著名的墨西哥1917年宪法（尤其是第123条），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社会法典，此后也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相继制定相关法规的基础模板。20世纪60年代，工会组织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已是全国性的组织，它可以对本国有关工资水平的决策施加影响。拉美国家也是对劳动者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对劳动者的保护甚至影响了其他国家对拉美地区的实际投资。在每一个拉美国家，包括最为重视改革的智利在内，雇用新工人的程序都非常烦琐，而解雇工人既麻烦又成本高昂。以阿根廷为例，2007年阿根廷企业依法解雇一名工人平均需要花费95周的时间。同样的事情在发达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仅需11周，在管制甚严的南欧经济体也只需要花费58周。难以合法地解雇工人产生的后果显而易见：中小型企业往往选择雇用非正式工人，既不缴税也不参与社会保障。毫无疑问，非正规经济导致该地区的社会指标表现欠佳。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和西班牙经济学家卡门·佩奇斯详细研究了拉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他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拉美劳动力市场的管制鼓励使用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加剧了不平等。他们的结论表明，拉美国家与就业保障相关的成本显著高于经合组织中的许多发达国家。赫克曼和佩奇斯发现，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20世纪90年代末遣散费成本最高的是秘鲁、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最低的是加勒比国家。拉美平均遣散费成本相当于2。46个月的工资，而在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这一成本仅为0。8个月的工资。严格的管制使很多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者望而却步，例如企业无论经营状况如何，都不得不为那些生产效率低下的工人发放工资。拉美国家非正规的或者地下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也远大于其他国家。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拉美超过50%的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该占比的取值从智利的32%到玻利维亚和秘鲁的7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表明那些经济结构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更具弹性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重大的冲击和动荡。基于此，对拉美地区劳工立法的基础——劳工制度的起源、形成及其发展趋势，有必要做出清晰的阐释。在殖民地时期，对殖民者来说，只有同时占有印第安人，土地才具有价值。所以，早期殖民制度的中心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方式来奴役印第安人，也涉及劳工制度的问题。最初，殖民者任意驱使印第安人为奴，印第安人奴隶制成为广泛使用的一种劳工制度。殖民者强迫印第安人淘金开矿、种地放牧，最大限度地压榨当地的土著居民。劳累和疾病致使印第安人的人口数量锐减。此后，西班牙殖民者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和剥削方式，经历了最初的混乱状态后逐渐走向制度化，先后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委托监护制、劳役分派制及债役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