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诚是一位设备工程师，辽宁人，2003年本科毕业后在国内某半导体公司工作了两年半，2006年5月去了新加坡。2007年底他就申请到了永久居民，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样就有了CPF，可以申请信用卡，工作上也安心些。现在他工作日的安排大致是这样的。每天早上从距离公司四站公交车的家出发，8：30上班，然后开半个小时的会议。看看邮件就到了9：30，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他会下去餐厅买早餐，喝个咖啡，10点钟正式开始工作（这当然是公司不允许的，但是大家都这么干，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中午休息时间如果在12点左右就去公司饭堂吃饭，如果1点钟的话就去外边食阁用餐。有的时候工作没有那么忙就会找几个人边吃边聊，有紧急的工作就是自己一个人吃。下午2点开始上班，一般情况6点下班，如果有工作就不知道会加班到什么时候。这时候他自己会有个判断，如果接下来的工作一两个小时搞不定的话，就先出来吃个晚饭再回到公司加班，最晚的时候他也干过通宵。所以晚上一般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到了周末可能几个朋友一起吃个饭，或者干脆在家睡觉。像马大诚一样，许多人去到新加坡的第一个月往往面临一定的适应压力，比如生活习惯、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转变。这个适应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一套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以及相应的知识转化成另一套，最后形成一种洋泾浜式的生活形态。流动不单是从一地点到另一地点的过程，还是一套场域、关系和知识的衔接关系。流动也不是从一个社会形式进入另外一个社会形式，而是在两者之间形成复杂的边界地带和划界活动。生活上表现出“洋泾浜”的混杂特点，其中既有新加坡，也有中国的社会文化特点。跨国生活过程将不同社会的种种边界并置到一个空间，不同社会体系的概念和知识被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模棱两可的场域，即一个空间两套（甚至多套）知识体系互动的局面。人们的日常生活、期望/梦想、社会网络同时存在于两个地点——新加坡与故乡，包含了三个体系——故乡、新加坡与半导体行业。这里涉及的问题就是，初到新加坡的几个月如何进入，稳定之后过着怎样的日常生活，以及如何脱离这种生活状态。移民旧的知识构成他们认识新世界的框架和工具。也就是说，移民所认识的移居地社会并不是其本身，而是为移民自身文化习惯所改造的现实。所以，如果说生产方式的衔接是移民流动的基础的话，那么新旧知识的互译和转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符号、观念就构成一种知识系统的衔接。当然，日常工作和生活只是人们知识系统中的一个面向，人们的移民行为受到多重知识的影响，如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异国文化体验的醉心。也不能脱离外部社会结构的制约，人们主观的认知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主导的行为实践必然是与制度性的结构共存的。如果将工程师的流动现象作为一种衔接，那么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就表现为衔接纽带与知识的互动，前者限定了流动的领域和规模，而后者定义了流动的细节。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由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和族群联系，以及半导体产业的区域体系所赋予两地在产业分工上的不同角色地位，共同构成了中国工程师流动的背景。这种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交往、体验、适应与认同构成一个复杂的世界。这个世界既不是中国，也不是新加坡，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空间，将双方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特殊的领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情境性，在不同视角下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双方的社会文化伴随具体的政治与文化情境而相互渗透。于是在日常生活中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融合关系，其中不论是哪个方向，都既是中国的，又是新加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