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出生的董鹏辉是江西人，在国内取得了浙江大学微电子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学位。2005年毕业后，他进入位于上海的一家合资半导体公司工作，工作两年之后每个月薪水大约5000元人民币，再加上加班费和各种奖金，如果一个人生活算是不错的收入。但是出身于农村的他想在上海安家，相较当时已经高涨的房价而言，这些收入仍然很有限。在半导体工程师的圈子里，盛传一个赚钱的好地方，便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基本上每年都会到中国北京、上海、无锡等相关企业聚集的城市进行招聘。积累了工作经验的中国工程师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东南亚国家。为了抓住高收入的机会，当在一个名为半导体论坛的网站上看到新加坡某个半导体公司的招聘信息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向中介发去了简历。经过中介公司在上海组织的面试，他当场就取得了该公司的录取意向。按照董鹏辉的回忆，当初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新加坡公司开出每个月3800新币的底薪，相当于他当时月薪的近四倍，收入的剧增构成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且他本人并不是上海人，离开这个城市去新加坡，对于以江西老家为坐标的他来说，不过是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距离稍远的城市工作。2007年8月，在交过5000元人民币的中介费之后，他搭上了去往淘金之地的航班。在出国之前，他和女朋友办理了结婚登记，为妻子随他之后出国做好了准备。他的妻子也是半导体工程师，因而出国很容易，他们后来连具体的程序都记不清楚了。2007年12月，他利用自己的就业准证为妻子办理好了亲属准证，并把她接到了新加坡。当时并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又不想通过中介公司，便在周围的朋友圈子中打听哪个公司有合适的机会。后来妻子在国内工作时的“老板”也来到了新加坡，便直接把简历交给了这位前“老板”，然后顺利地获得了工作机会。从2007年到调查时的2013年，这对当初完全没有移民意图的夫妻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近七年，养育了两个孩子，董鹏辉和孩子也已经加入了新加坡国籍。这对夫妻的经历是比较典型的，所以在这里特别要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在与其经历类似的半导体工程师从国内到新加坡的流动中，两个国家半导体专业人才市场的连接得以展现出来。半导体行业内部对劳动力所做的技术分工，造成了社会和空间上分离的劳动力市场。东亚地区半导体生产中心的形成，除了常被提及的政府扶植、产业分工等因素之外，也得益于这一地区廉价劳动力与高素质技术人才并存的劳动力市场。而这个地区市场是建立在地区内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劳动力分化基础上的。地区内的产业结构使得这种流动形成了固定的纽带。本文就将描述一个区域和行业的整体图景，展现作为研究对象的工程师群体在什么样的机制作用下实现跨国就业，构成其专业劳动市场的机制和纽带有哪些，以及这个市场如何与新加坡社会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