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痘（variolation或inoculation）自土耳其传入英国和牛痘传入中国，都发生在医学科学并不昌明的时代，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和牛痘均是以经验医学为基础，而非实验室医学的产物，与之相关的疑虑、犹豫、拒绝，甚至抵制绝非今日之疫苗所能比。人痘在英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已经较为清晰，往往和玛丽·蒙塔古夫人的杰出贡献和个人魅力相联系。海伦·埃斯凡迪亚里（Helen Esfandiary）则从母亲角色的视角审视了人痘在英国传播的历史。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中提到，对于身体的看法不但仰赖于思考方式，同时也仰赖各种感官的作用，认为古代中国的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歧异不可能以理智的规划或成套的观念加以概括。他提出的“地方生物学”（Local biology）的概念强调，医学或身体的知识影响个人的主观体验，反过来，身体的感知也会形塑医学的知识。个人的身心经验与文化象征系统之间有相互渗透的关系。至于牛痘在中国的传播则有一些争论，李约瑟曾认为“中国人确实热情地接受了牛痘”，近年来的医学史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尤其在牛痘刚传入之时。很多人对牛痘表示怀疑与担心，害怕接种后会为其所害；中国传统人痘师更加诋毁这一新的接种法，担心其得到广泛传播后自己会失去利益。牛痘在华传播的过程中，一些个人，如邱熺（A.Hequa，Dr.Longhead）、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斯当东（G.T.Staunton，1781-1859），痘师群体，方书，地方社会力量，官府和国家的角色，特别是牛痘局的作用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两种文化语境中业已相对丰富的研究为本文从比较史的视角予以探索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人痘和牛痘技术传播与说服公众的策略以及外行和医学专业的疾病观，即希波克拉底—盖仑体液论与传统中医，有密切的关系，通过借助主导性的医学观念对人痘或牛痘进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来技术的本土化，提高了公众对这一技术的接受度，这对于技术传播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则是大相径庭的，人痘在英国和牛痘在中国的不同际遇，将是本文的主要切入点。 本文将仔细地审视牛痘和人痘在传播过程中既有主流医学理论被挪用的细节，以思考医学知识和技术在面向公众的传播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