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巡警部创设了管理全国卫生行政的卫生司，并一直延续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创立卫生部，医疗卫生才从内务部的一个司升等为中央政府的部，与外交部、财政部、内政部取得了一样的地位，实现了卫生行政的重大变化。协和医学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1925年5月创设的中国第一个基层卫生事务所——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不仅为卫生部提供了卫生行政骨干人才，而且其组织架构成为卫生部职能部门的基础。协和医学院设立的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成立之初的服务范围仅限于北京内左二区的约5万人口，但经由其培训的卫生行政人才，几年后得以在中央和地方的卫生行政机构担任要职，将事务所内试验的卫生行政模式推广到各地，对中国卫生行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协和医学院教学与行政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事务所承载着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现代公共卫生全球化的理想，也凝聚着兰安生（John B.Grant）在华开创卫生事业的雄心。本文拟利用美国洛克菲勒档案馆（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保存的相关档案，尤其是兰安生与基金会相关部门和雇员的往来信函，并辅以兰安生的口述资料，论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协和医学院卫生中心从构想到实现的过程，以及1925年至1929年卫生事务所的实践，阐释该所的人才培养和模式探索如何直接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的人事和组织架构。国内外学界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活动已有深入研究，协和医学院的专题研究亦已论及卫生系和卫生事务所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叙述时段往往长达百年，着力于宏观上阐释协和医学院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对基金会资助项目的具体影响关注较少。有学者在对协和医学院的研究中提及兰安生为协和医学院卫生系及中国公共卫生做出的贡献。此外，有学者从地方社会出发对协和卫生事务所的影响做了深入考察。杨念群指出1920年代“兰安生模式”中对生与死的控制，使北京城原有的“自然社区”与“医疗社区”实现全面叠合，较之“警察系统”更为有效地打破了城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秩序。杜丽红从制度扩散和在地化两个视角剖析兰安生创设的公共卫生事务所，指出其既是国家作为主体进行组织和规则层面的制度建构的一环，也是现代公共卫生全球化中的一种在地化形式。两位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公共卫生事务所对北京地区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以此揭示现代公共卫生在地化的复杂面向，但未注意到事务所对国家卫生行政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剖析卫生事务所成立的前因后果，揭示出其为何以及如何参与到卫生部的创立，从而对近代中国卫生行政的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