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全面走向海洋，对外贸易的重心也转移到海上，这种新格局引起了众多海内外学者的长期关注。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学术争鸣。韩国学者李镇汉所著《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韩国景仁文化社，2011，以下简称《宋商往来》），正是一部具备学术批判精神的宋代海外贸易史的著作。李镇汉致力于高丽制度史研究，代表作有《高丽前期官职与俸禄关系研究》（1999）。近年来，李镇汉兼治韩国海洋史以及中韩关系史等，参与编写《张保皋与韩国海洋网络的历史》（2006），此后又陆续发表了数篇涉及高丽贸易史、宋商往来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宋商往来》。这是李镇汉第一部关于中韩关系史、海洋史的专著，可视为其学术转向的标志。2020年7月，该书中文版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第199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商往来》一书对朝鲜半岛高丽时代（918～1392）宋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关高丽时代宋商贸易研究，以往多侧重于宋商的某些方面，或着重于人数统计，或关注宋商参与宋丽两国外交活动，或针对宋商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等，缺少对宋商对高丽贸易的系统性研究。该书在充分吸收借鉴学界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就宋商对高丽贸易在不同时段的盛衰变化及发展脉络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新观察，勾勒了一幅丰满生动的宋商活动图景。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宋商对高丽贸易的基本形态：不同商团定期、轮番驻守在高丽官方指定的贸易场所——“客馆”，与高丽官方及民间展开不同方式的交易，先收订金接受高丽方的订货，然后返回宋朝备置货物，再回高丽交货并收取余款；可以窥探到宋商在当地的其他社会活动：以相当于“使节”的身份参加高丽最大的庆典——八关会，在丽廷入仕为官，与高丽女子通婚，勾结当地政治势力参与谋反；可以看到宋商在宋丽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传达消息、传递文书、遣返难民、搭载人员、传送信物，等等。该书的核心论点是“两宋时期宋商几乎每年都会前往高丽”。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为“导言”。在作者看来，辽金政权先后占据辽东地区，在陆路不畅的情况下，宋与高丽两国人员的互通只能通过乘槎渡海。当时宋商主导着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两国人员要渡海互往，只能仰赖宋商的帮助；除个别自备船只外，借用宋商船舶更加经济、便利且安全，可以说宋商船舶是当时连接宋丽的唯一交通手段。基于这个前提，论证了两国的各种人员往来与宋商往来的关系，揭示了两宋时期宋商往来高丽贸易的实像。第二章“高丽前期的对外贸易及政策”，一方面厘清以往被夸大的以阿拉伯为代表的外国商人往来高丽的情况；另一方面考察高丽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情形以及高丽初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得出“高丽的对外贸易活动仅局限于礼成港与都城开京一带，贸易对象基本就是宋商”这一论断，为全书论述奠定基础。第三章“关于宋商贸易的再考察”，突破以往研究宋商往来单纯依靠《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史籍的局限，全面爬梳史料，充分利用高丽时代文集、金石文和中国文献，对宋商相关问题重新考察，得出宋商贸易比以往认知更加活跃的观点。第四章“宋丽外交与宋商往来”，论证宋商参与两国使节往来、文书传达、难民遣返等事务，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的频率比目前所知程度更高。第五章“宋人的来投与宋商往来”，将宋商往来与两国民间交流关联起来，论述宋商船舶被用于帮助宋人“投化高丽”，宋商自宋初便开始频繁地往来于高丽。第六章“武臣政权时期的宋商往来”，深入挖掘新文献，还原以往不为人熟知的宋丽两国间以宋商为媒介进行的文化交流的史实，在宋丽断交、武臣当权、外敌入侵和国都迁移的时局下，宋商往来依旧持续且频繁。第七章“宋商往来的类型和《宋商往来表》”，将两宋时期宋丽两国的各种人员往来，按照官方、民间等进行分类，制成《宋商往来表》，展示宋商一直持续、频繁地往来于高丽。第八章“宋商的常时性来往”，考察与宋商往返频度相关的记载，揭示了宋商往来具有“常时性”特点：宋商几乎每年都会前往高丽，留居高丽。因为“常时性”往来，宋丽两国人员往来以及“实时”的文化交流得以实现。《宋商往来》全书架构完整，主线清晰，内容详赡，注重细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