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厕所革命”关乎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本文通过对1949～2020年中央层面有关“厕所革命”的政策文件进行研究发现，伴随着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以及在中央政府设定政策目标、地方政府试验和创新政策工具的背景下，农村“厕所革命”的政策结构越来越全面化、具体化、稳定化，政策力度越来越强，逐渐形成了中央决策部署、有序有力、分类协同、扎实有效推进的新格局。策略上则表现为决策理念从社会动员转向社会治理、资金来源从自给转向输入、运行服务从嵌入转向共生、监督管理从政府督办转向社会自觉的逻辑。中央对农村“厕所革命”的政策力度越高，社会注意力也就越高，政府与市场、社会发生网络化双向互构的趋势就越明显；相对于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农村“厕所革命”，有中央财政支持的农村“厕所革命”更具有执行力，效果也更好；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经济激励和社会动员共同重塑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未来应从加强宣传教育、打造“厕所+项目”模式，以及不断开拓厕所的衍生功能和价值等方面来提升农村公厕的管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