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与文化冲突层面，学者们试图探讨媒体在文化冲突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于格•欧梯也分析了在法国生活的伊斯兰移民在服装上与法国社会的文化冲突。不论是将“伊斯兰面纱”当作一种拒绝社会的符号的法国年轻穆斯林，还是故意赤裸身体，通过不穿衣服来与社会断绝关系的“费曼”组织，这两种看上去相反的抗争方式都是通过身体进行的政治信息的传播，而媒体的文字和图片话语往往更加激怒敌对群体，造成更大的冲突。但跨文化传播的图景在新技术介入之后变得更为复杂，同样地，大众电影也可以成为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载体。大卫•卡龙研究了李小龙电影在全球流行的情况，揭示出非主流人群通过转述李小龙这样“不入流”的电影类型来塑造一种集体性的再现，从集体性引述产生自我意识的意义上讲，喜欢功夫片的工人阶级和非洲裔美国人有可能把自己视为外表完全不像他们的人，又把那些人当成他们的自己人。这种研究启发我们思考：所谓再现的政治在帮助边缘人发声的同时，又是如何深陷于冲突的泥潭的？有避免的方法吗？纪莉发现，口音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往往具有身份表征意义，在“春晚”这个中国现代最有仪式性的文化活动中存在口音歧视问题，这表明，口音与文化身份建构，以及文化权力固化与运作之间都存在密切关联。闫岩、刘兢、谷羽分别对微博与韩亚空难、英文传播类期刊中的中国媒体内容和丹麦媒体的漫画报道进行观察，一个共同的发现是，媒体自身的主体性对媒体中的冲突形象的再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论是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相互议程设置，还是媒体内容与政治经济背景的联系，抑或是媒体对新闻价值与新闻自由的取舍判断，跨文化传播时代里的媒介实践都为我们观察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