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6月，在华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后，围绕着华北政局，中日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首先，在交涉过程中，日军不仅要求解决事端，还剑指南京。其次，处于交涉中的何应钦一面艰难地应对日方，一面督促南京拿出对日政策的根本方针，并建议用外交方式求得解决。事态虽以中方全面答应日方要求的形式平息，但其连锁反应不仅波及华北政局，也影响着两国的外交关系。主要表现为：其一，华北政局中不受中央管控，在人事、职位频繁更迭的情况下，日本、华北地方长官、中央派员之间的相互角力和互动加剧了地方“外交”的不确定性。其二，中日外交政策的调整，日本谋求与蒋介石的直接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