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主流的历史叙述，总是不自觉地把中国历史等同于中原史或者汉族史。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现代性进入历史时空叙述的一个后果，现代民族国家往往形成以单一中心为时空坐标来叙述历史的话语体系与认知结构，这就导致了地理与区域观念出现了某种断裂。地理学家最易发现这一现象：“近代中国史上一种最重要的地理事实，就是对于海洋的新关系。以前面向西北，而太平洋是后门。离长城不远的玉门就是中国的正门。对于亚洲内陆和西北诸省的接触，它在国家历史上克尽了重要的任务。但今日的情形都已改变了。中国的大门是朝着太平洋。上海、广州、天津取代了西安和北平的地位，玉门关只不过是供诗意的凭吊与回忆。”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从以内陆为中心转向以海洋为中心的历史时空视野转换。这种转换长期影响中国的区域感。2003年，民族学家谷苞先生在给《西北通史》写序时，针对长期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西北边疆”质疑说，人们对于西北的含义存在着不同理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能把西北地区统称为西北边疆，在西北虽有边疆地区，但西北的很大一部分不属于边疆。他对西北文化的三个特征进行思考并提出不能把西北“边疆化”的观点：第一，西北地区的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源头；第二，西北地区一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第三，西北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道所经过的地区。西北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重合清晰的“区域”。如兰州是国家几何地理中心，陇东一带是华夏文化诞生地，“嘉峪关外”还有举世闻名的敦煌——丝绸之路的文化中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视野下，国家提出以“新疆为核心区”的战略，“西北”战略定位也在同步发生变化。围绕着“化边疆为中心”的理论命题，学界已经展开了一些讨论，笔者的思考是“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这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地缘策略具有相当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