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学者早已指出先秦就“已尝划野分疆，建置万国”，“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说，各盛于一时，皆可代表先民对于疆域制度之理想”，然“自郡县肇建，而地方制度与区划，始稍见完善。厥后诸代建置之情形，各有不同，或因前朝旧规，或自创设新制，故汉州、唐道、宋路、元省皆成一代之主要地方制度，其名称虽异，而其演变之迹尚可循求”。[1]所论强调了历代地方制度变迁有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此即李剑农所言“一切历史事变都是难于斩然截断”之论[2]。钱穆曾论，秦之前的夏商周是“封建的统一”，秦汉以降“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3]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中，边疆或边疆族群政权与王朝中央虽长期被认为是“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但却是这一构建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两端，而制度则是联系二者的重要环节。亦如萧公权所言，“始皇并吞六国，封建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