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精读|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与新进展（2022～2023）

一 、四大总体趋势

　　第一，围绕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术争论仍在继续，随之产生的学术成果不仅促进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议程和理论体系的更新与完善，也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的知识生产与整体学科范畴的进一步拓展。

　　第二，面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各国的国际秩序理念与实践以及相互之间的认知对于国际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

　　第三，在国际组织领域，有效性、执行力与合法性等概念成为探究国际组织作用及影响的主要指标，这并不限于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考察，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被纳入相关议程中。

　　第四，伴随人工智能与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治理与数据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

二、 四大趋势具体表现

1. 国际关系理论

　　托马斯·瑞斯等学者关注到目前国际关系的两场辩论，一是关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全球化程度以及在西方与非西方学界之间是否存在“核心-外围”结构，二是关于国际关系“大理论化”的作用以及大理论时代是否已经过去。研究得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群体的构成确实非常类似于一个“轴辐”结构，包括跨大西洋地区以英语为主的核心群体，以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核心地区的非英语学者构成的外围群体。 “轴辐”系统凸显了强化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外围节点之间联结的必要性，同时也反映出，尽管在理论研究领域已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多元化和异质性，但以核心地区和群体为主导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改变。

　　部分学者认为要摆脱对国际关系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地域化理解。哈罗·卡库尔和马可·维埃拉通过提出一个以诠释混合主体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将来自“全球南方”的混合学者的去领土化、跨国化和多维身份标识作为后西方主体性形式的代表，强调了重新认识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另有学者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2.0版本，即在不取代“全球国际关系学”概念的前提下，重新定义和制定全球国际关系议程。这将有助于打破知识生产、呈现和网络化的学科惯例，接受多种来源和形式的知识生产主体，使全球国际关系学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

2. 国际秩序

　　《国际事务》于2023年7月以“亚洲的国际秩序构想：亚洲想要什么”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由亚洲学者撰写的文章。

　　中国的国际秩序理念与实践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持续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刘若楠和杨松坡指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崛起与美国领导力的衰落加剧了西方对于中国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担忧，一些西方媒体、学界和政府甚至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对此，他们认为，中国无意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是双方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差异导致了西方对中国意图的怀疑。

　　在过去的25年间，印度的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发展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多极化、改革的多边主义、尊重国家主权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关切等传统主题贯穿了这一时期。印度外长苏杰生曾将印度描述为一个潜在的“西南强国”，即“一个与发达世界紧密联系的强国，伴随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上升，将享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信心”。

　　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尽管日韩两国在安全上确实依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被认为缺乏自主权，但两国都拥有相当可观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实力。

　　日本的秩序偏好是基于规则的、多边的、包容的和本土化的国际秩序。日本认同旨在促进开放经济、多边主义、民主、人权和法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核心要素，但拒绝将自由民主作为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原则。

　　韩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则处于支持政策与偏离和削弱政策并存的矛盾立场。重要的历史事件及相关的不同解释可能是一国角色构想及冲突的重要来源，一旦形成角色冲突的局面，便会影响其外交政策的一贯性和稳定性。

　　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小国家，表达了关于国际秩序的另一种声音。尽管各国都有着各自相异的国际秩序诉求和构想，但它们都希望通过坚持“东盟中心性”和“东盟方式”，为亚洲提供有效的规范、制度和实践经验，促进更大地缘范围内的合作、稳定与和平。

　　印度尼西亚：坚持主权自主、主权平等和多边主义作为其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原则。

　　马来西亚：由历史记忆、结构性现实和国内政治精英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矛盾知觉与务实做法。

　　新加坡：通过对国际秩序的概念化，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包容的空间作为其国际秩序实践的重点。

　　泰国：仅接受和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有利于加强自身国家安全的方面，力图通过各种方式与之实现务实的交流和互动。

　　菲律宾：在独立后选择了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内格局和外交政策预期是决定小国支持哪一种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

　　越南：近年来已经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局外者转变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谨慎倡导者，支持建设以规则为基础的多极、多中心的国际秩序，强调小国的利益和主张不应被大国政治所消弭。

3. 国际组织

　　乔纳森·林和加里·乌佐尼指出，既有研究过度关注全球化组织和“全球北方”的国际组织，专注于国际组织的合理化设计。但“全球南方”国家的权力和财富水平与“全球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在协调目标和方式上都存在不同，南共体这样来自“全球南方”的国际组织能够为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不同的视野，从而更好地融合世界范围内国际组织的实践经验。

　　马格纳斯·兰德格仁等学者将国际组织的响应性概念化为在给定时间内国际组织的政策制定对政策问题严重程度变化的敏感性，为进一步探究国际组织的有效性、执行力以及合法性等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国际组织的响应性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促使国际组织设立的政策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国际组织本身所表现出的政策响应能力；第三，时间因素，即要求国际组织在给定时间内对不断变化的政策问题做出响应。

　　一些学者对国际组织在特定议题和具体领域的作用及影响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有学者结合叙利亚难民和黎巴嫩国民在黎巴嫩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的质量问题，探讨了国际组织在塑造难民日常生活体验方面的作用。作者提出了“国际组织效应”概念，认为国际组织的激励机制有助于促进亲社会行为，能够有效改善东道国对难民的态度以及为难民提供的服务，该研究为国际组织与人道主义危机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跨国非政府组织同样面临着对其有效性、责任性与合法性的批评。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更着重于界定跨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制度形式和文化规范，从更深层次审视其在试图弥合话语与实践之间差距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4. 全球治理

　　人工智能已逐渐被国家、国际组织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视为极具战略价值的经济竞争和风险管理领域。由于当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还很薄弱，相关主体正在就该领域的全球规则和规范进行谈判，力图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裨益的同时，有效限制其负面效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新领域。

　　另一个相关的治理领域是数据治理。数据与数据化作为相对成熟的新兴治理领域，能够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定的基础和指引。

　　鉴于数据与人类生活有着广泛且深入的联系，部分学者关注数据在不同应用领域的作用和影响，结合各领域的特点提供了差异化的治理经验分析。

摘自袁正清、董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与新进展（2022～2023）》，点击下方图片，阅读全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