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印度第十六次大选后，莫迪强势执政，印度人民党开展“扩员运动”壮大其队伍，并强化该党指导思想“印度教特性”的宣传与灌输，为长期执政与推行改革筑牢组织和思想基础。莫迪政府大刀阔斧推进改革，掀起印度第二轮改革大潮，印度发展与改革进入莫迪时代。两年多来，莫迪触动多年来阻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老大难问题，为了营造良好环境，给企业松绑，给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实施了多项改革，制定了若干发展规划。其中重要的有：撤销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凌驾于各部之上，实际掌握经济方针、政策、规划决策权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革除以往中央政府在机构设置、运转机制方面不适应发展与改革的积弊，提高政府效率；出台《商品和服务税法案》，解除对柴油的价格管制，放宽对外国资本、私营资本投资的限制，着手改革劳工制度和工业用地征地办法；制定和实施“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战略规划和发展计划。2016年11月，莫迪重拳出击，下令废除大面额卢比，以打击长期困扰印度的黑钱与腐败。

莫迪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印度经济走出“增长困境”，驶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下滑的情况下，印度脱颖而出，经济增长速度连续攀升，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的统计，2013～2014年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2014～2015年度增长7.2%，2015～2016年度增长7.6%。进入2016～2017年度以来，印度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6～2017年度一季度（2016年4～6月），比上年度同期增长7.1%。2013～201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98.39万亿卢比，2014～2015年度为105.52万亿卢比，2015～2016年度为113.50万亿卢比。按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增长6.6%，2014年增长7.2%，2015年增长7.6%，2016年增长7.6%。莫迪上台两年多来，印度经济形势见好，宏观经济更加趋于稳定，批发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均有所下降；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私人消费继续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对外贸易逆差大幅下降，外汇储备较充足；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增长较快，服务业继续引领经济增长；农业由于受自然灾害影响，2014～2015年度负增长，2015～2016年度增长缓慢；对外货物贸易也因世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巨幅下降、世界贸易增速较慢而大幅滑坡。

对外关系方面，莫迪上台以后，为营造有利于印度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吸引对“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发展规划的支持，印度政府展开积极活跃的外交活动。在南亚地区，印度与其邻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继续加强，但2016年下半年印巴边境对峙升级，两国关系恶化。在与大国关系中，与美国的关系虽因印度外交官科布拉加德被捕事件而受一定的影响，但两国在防务领域方面的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发展；与俄罗斯、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等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加强；与日本的防务合作引人注目。在东南亚、西亚和海湾地区，印度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与交流继续深入，成为印度外交的重要支点。在非洲，莫迪出访非洲多国，印度与非洲国家关系有所加强。在联合国，印度加强与德国、巴西、日本联手“入常”活动，四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增加6个常任理事国的安理会改革提案。莫迪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呼吁联合国设立“国际瑜伽日”，塑造印度文化大国形象。

国防方面，最近三个财年，印度国防预算仍保持“适度增长”的势头，预算总额的年度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莫迪对国防部和军队高级职务进行大幅度人事调整，继续推进海军和空军的部署调整；印军实力稳步提升，国防生产保持增长势头，武器装备持续升级换代。此外，印度继续推进全球层面的防务外交，加强与友好国家的防务合作，与美、俄、日、澳等国频繁开展联合军演。

国内安全方面，印度国内安全形势总体上有所好转，民众生活的稳定程度略有提高，尤其是恐怖主义对印度内陆地区的直接威胁已明显减弱，“伊斯兰恐怖主义”对印度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大。在印度国内安全的两大重点区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安全局势有所起伏，局势恶化的风险依旧比较高，而印度东北地区的安全局势则依旧以恐怖暴力事件频发和个别邦动荡不安为主要特征，阿萨姆、曼尼普尔、那加兰和梅加拉亚四个邦的邦内局势不容乐观。就左翼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而言，印度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治理举措，较为有效地迫使左翼极端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持续陷入低潮，以往受左翼极端主义运动影响的大多数邦的局势均逐渐好转。

两年多来，莫迪政府敢于触碰印度历年积累下来的老大难问题，其改革力度之大、规模之广，为独立以来少见，其成效也是明显的。但对印度经济的增长要有清醒的认识：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有按照新系列统计数据计算的因素。

还须指出的是，印度在发展，但也还存在若干隐忧。2015年印度人民党在德里和比哈尔邦立法院选举中两度落败，表明印度政治分散化、地方化的趋向在地方一级仍然持续，莫迪改革法案的通过、改革方案的实施均存在很大的阻力和变数。莫迪故乡古吉拉特邦和哈里亚纳邦发生的种姓骚乱，也表明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文化、种姓多样，各群体间关系复杂、利害各异的社会中，要达成发展与改革的共识对莫迪政府来说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制约经济增长，庞大的人口既可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但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与精力来养活他们、教育他们、给他们谋生之道，否则庞大的人口就是沉重的负资产。莫迪与印度人民党的最大隐患是他们的教派主义倾向。试图以“印度教特性”来号召和凝结人心，实际上是对少数群体的排斥。如果任由教派主义不受限制地膨胀，教派冲突、教派残杀酿成燎原之势，那将既毁了改革，也毁了改革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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