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难民危机在欧洲愈演愈烈，而德国首当其冲，全年涌入的难民达110万人。难民危机给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带来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危机也考验着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力。有鉴于此，难民危机对德国内政外交的影响成为本书的重点内容。

欧洲难民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德国，带来的影响既有短期的，也有中长期的。德国对难民的接纳是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政治领域，民意指向、政党力量对比和政府政策不断调整，德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欧洲一体化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自欧债危机以来的新动向；在社会领域，难民的到来可望在短期内缓解德国老龄化趋势，但难民对德国的文化适应与融合将成为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在经济领域，德国对难民安置与融入的巨额投入拉动了经济增长和扩大了内需，但大量难民的到来可能会引发难民与本土国民之间在公共资源领域的分配冲突。难民潮的冲击打破了德国大联合政府迄今合作共事的和谐局面，内部冲突加剧。这是因为难民潮的爆发与持续使得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日益壮大，与德国主流政党争夺选票，而主流政党在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问题上意见严重不一。总体上，难民政策的调整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内安全问题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民众最关心的议题和政府工作的重点。本书的政治篇评述了难民危机给德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重点考察了难民危机给德国大联合政府执政以及德国政党体制带来的影响。鉴于希腊债务危机也是2015年欧洲范围的重大议题，因此，本篇也有文章谈到德国大联合政府和政党（尤其是左翼党）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立场。

2015年，德国经济形势喜中掺忧，“喜”乃经济稳定回升，“忧”乃尚有不确定因素干扰。201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1.8%或1.9%，2017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超过2%。此外，“债务刹车”启动以来，德国的财政指标逐年改善，2015年再次实现联邦财政和全国财政双盈余，并且有望在未来的几年中继续保持财政平衡，存量债务也将稳中有降。本书的经济篇有文章专门分析了德国的创新集群政策。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从1993年开始推行集群政策，将创新集群政策逐渐打造成科技政策、创新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核心，同时注意与欧盟的科技政策和集群政策相互协调。2015年以来，德国政府启动了“尖端集群国际化”竞赛，通过加强与外国伙伴的合作实现资源互补，提高创新能力，打造世界一流创新集群。

难民危机也对德国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此，本书社会文化篇有文章以公共知识分子纳维德·凯尔玛尼作为例证，分析德国社会表面上围绕着外来移民和难民，实际上围绕着“德国认同”这一历史命题而产生的集体焦虑。此外，鉴于欧盟和德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此，本篇有文章以德国科隆和柏林两市为例，总结了德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及其带来的启示：政策主导、经济推动、稳健推进、以人为本、广泛合作，同时正视风险。

本书外交篇首先聚焦中德关系。中德关系已经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撑，但不容忽视的是，德国政治精英更多地把中国看作一个好的做买卖的对象，并没有真正把中国认同为战略性的伙伴。如何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当前中德关系发展的关键。德国作为中国在欧盟的“关键伙伴国”是不可替代和不可避免的，对中国而言，用资本纽带“锁定”中德关系的战略方向，使中德关系从贸易伙伴发展为全球合伙人，则是着眼于稳定和巩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长远之举。其次，本篇重点关注伊朗核争端。2015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德国、欧盟以及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该协议对伊朗核计划进行了严格限制。该协议是自2003年德国在跨大西洋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下与英法共同发起倡议后最终取得的成果。对于这份协议的签署仍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该协议仅在时间上推迟了伊朗获取核弹；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协议推动了伊朗与国际社会通过政治经济合作再度融合。对于德国和欧盟而言，此次谈判是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演”——首度与世界大国共同推动政策的形成。本篇最后还有文章分析了德美关系的变化。德美关系正处于转型期，合作与竞争比例的变化，加上新的权力与负担分享方式，正在重塑德美之间的友谊、摩擦以及相互依存关系，而这些要素的结合恰恰定义了跨大西洋关系，这也正是德国和美国在过去的70年间所处的框架。德国和美国将继续在不同领域使用不同工具，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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