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美国内外政策均呈现出较强的连续性而非重大调整或者变化。2014年，美国政治中缺乏全国性的重大争议话题，国会中期选举依然引人瞩目。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掌控国会参众两院，预示着奥巴马政府未来内外政治议程都将面临来自国会共和党的阻力。2014年，美国经济仍然处于复苏通道，就业率持续上升，财政赤字显著下降。美联储平稳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利率通胀仍保持双低。2015年，消费仍将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石，制造业则会促进就业增长，能源领域或有不俗表现，但房地产业的影响仍将有限。美国与亚太各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有一定进展，但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仍然未能完全消除美日之间的分歧；美欧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了多轮谈判，美欧在监管标准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2014年，美国在医疗改革、移民改革和同性婚姻合法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相关分歧仍然严重，弗格森事件引发大规模的种族骚乱，种族问题再次凸显，整个社会碎片化趋势愈发明显。

克里米亚危机导致传统地缘政治回归的隐忧上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挑战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政策。虽然2014年度地区安全形势动荡不居，但奥巴马政府依然坚定地贯彻了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型和调整，包括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反恐战略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政策等。美国继续贯彻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的军事内容相比政治和经济内容推进更快，但这一战略也面临新的挑战：“伊斯兰国”等暴恐势力和克里米亚危机掣肘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国防预算削减使美国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力度有限；“再平衡”战略招致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影响中美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会虽然支持“再平衡”战略的总体设想，但国会与行政部门在重大议题上的常态化博弈影响到“再平衡”战略的有效实施。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4月的亚洲之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的言论似乎是为了回应各国对“再平衡”战略的质疑。亚太“再平衡”战略大背景下，美韩同盟得到持续强化，美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面对“伊斯兰国”的挑战，美国组建国际和地区层面应对“伊斯兰国”的联盟，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伊斯兰国”的出现挑战奥巴马政府当前的反恐政策，奥巴马总统能否在任期最后两年继续以某种克制、低调的方式处理反恐问题和“伊斯兰国”危机，仍然存在变数。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美国主要通过政治、外交和经济制裁手段应对克里米亚危机。美国与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定向制裁属于精准打击，与克里米亚危机的发展同步，并且逐步扩大、加强，直接指向普京及其政府高官以及金融、能源和国防工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延续“战略耐心”政策，并用人权问题施压朝鲜。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协同欧盟三国和中俄致力于谈判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伊核全面协议，但谈判一再延长，直到2015年4月初达成框架性协议，各方能否在2015年6月底达成最终的全面协议仍有待观察。2014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突破是美古关系破冰。2014年12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同时将解除对古巴的贸易和旅行禁令，放松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美领导人2013年6月进行庄园会晤时确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即“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在这一原则引领下，2014年中美关系在诸如气候变化、两军关系、经贸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或突破性进展；两国还妥善管控了在人权、海洋争端、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分歧，这为2015年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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