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一个战略整体谋篇布局，更加重视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作用以制衡中国。与此同时，俄乌冲突持续，冲突造成的影响不断外溢，使得主要行为体的应对策略随着冲突的延长而不断调整。其中，印度的应对策略尤为吸引眼球。一方面，印度充分利用其在美欧和中俄之间独特的地缘位置，不仅成功地减少了冲突外溢的负面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外部收益。另一方面，随着印度明确拒绝加入“北约+”，美印关系的发展也触及其限度，未来将进一步走向议题同盟和技术同盟的道路。这一态势将进一步影响印太地区秩序的演变趋势。

在战略上，美国“印太战略”的“四大手段”（Quad、AUKUS、I2U2和IPEF）战略重心都集中在印度洋方向，助推印度和印度洋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影响力不断上升。长期以来，印度拥有控制印度洋的地缘优势，也拥有主导印度洋的战略意图，但缺乏主导和控制印度洋的实力。印度虽然清楚地知道美国的战略意图，也并不愿意被美国的全球战略所“捆绑”，但更不愿意失去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多方渔利的机会。况且，在印度看来，迎合美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以海制陆”增加印度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谈判的“筹码”，而且有利于印度联合美日澳等国以平衡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2023年对印度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2022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且印度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联合国也称2023年4月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使得印度拥有更大的自信并借助2023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的机会，追求在重构新的地缘政治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谋求成为全球南方领导者。大国在印度洋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动能依旧不足。

在经济上，美国正试图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挤压中国在东盟的影响力，以阻止世界出现一个有实力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增加了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由于在地理上东南亚既是中国的周边，又地处“印太战略”的核心区，美国在经济上格外重视东盟国家，试图以重塑供应链的方式帮助更多国家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为此，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先后抛出“蓝点网络”（BDN）和“印太经济框架”等计划，印日澳还启动了一个三边“供应链弹性倡议”（SCRI），东盟在“印太战略”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当然，美国强推供应链脱钩或将阻碍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并可能动摇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共识。

在安全上，美国押注澳大利亚，以AUKUS增加安全威慑。一方面，AUKUS加剧着地缘竞争局势的不确定性，助推地缘政治关系不稳定性，致使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累积；另一方面，AUKUS不仅带来了核风险，还由于周边国家安全需求的上升而助推军备竞赛并进一步诱发地区冲突的风险，加剧着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在这样的情势下，由于现有秩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国家对安全关切的需求，一些中小国家对于在安全伙伴和经济伙伴之间平衡的前景充满担忧，致使与生存关切密切相关的发展需求被不断压制，弱化了行为体之间经济合作的意愿。印度洋国家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问题，并努力为现有合作机制赋能，就成为印度洋地区战略格局演变中亟须破解的难题。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旧以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从过去奥巴马政府时期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潜在威胁者”到特朗普政府时期视中国为“现实威胁者”，并冠以“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之名，而拜登政府则将中国定位为“有意图也是唯一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战略思维更具“狭隘性”。大国战略博弈正在加剧区域经济的割裂与地缘政治的分裂，世界格局演变中共同安全与合作发展的理念与政策实践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色彩愈加浓厚而导致地缘经济属性逐渐淡化，安全稀缺性特征亦更加明显，域内国家对外政策差异化和区域事务碎片化的加剧，也使得泛安全化倾向加强。

展望未来，在更加动荡、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世界局势演变中，印度洋地区之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虽不宜夸大，但也不应该被低估。未来5～10年，随着全球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加速形成，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竞争将助推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并可能进一步诱发对抗与冲突的潜在风险，而力量格局分散化和多极化走向将助推该地区国际关系的重塑，并对中国周边地缘战略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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