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日本经受了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国加息、安倍遇刺身亡等内外双向冲击，经济社会形势震荡起伏。首相岸田文雄的执政基础受到削弱，“新资本主义”迟迟无法落实，内阁支持率多次跌破“危险水域”。日本借国际局势动荡、地缘安全环境之变强化民众国家安全意识，通过出台“安保三文件”加快“正常国家化”建设。日本利用俄乌冲突，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建设，及与欧洲、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各国等“志同道合者”的安保防务合作，积极拉北约介入亚太事务。同时，日本意图将台湾问题类比俄乌冲突，对中俄实施战略捆绑。

2022年，日本政治局势呈现波动状态。与岸田政府在上半年应对俄乌冲突获得民意支持、稳定维持高支持率，并顺势在参议院选举中领导自民党大获全胜形成明显对比，下半年前首相安倍遭遇枪击身亡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岸田政府应对不利，支持率持续下滑，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安倍身亡还引发自民党内政治力学格局和派系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给“安倍路线”的未来带来一定不确定性。总体上，在岸田个人政治需求、自民党主流意志及日本战略安全认知三重因素支撑下，预计日本仍将按照安倍晋三时代设定的路线继续发展。

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全球通胀持续背景下，日本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状态，面临俄乌冲突、疫情反复、日元贬值、通胀加剧等短期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创新能力下降等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日本实际GDP在2022年第二季度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企业设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但居民消费低迷、工业生产震荡、外需拉动效应不明显，增长动力明显不足。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债务不断累积，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岸田政府实施“新资本主义”政策，着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实施经济安保政策、促进初创企业发展、强化推进对外经贸战略，但效果有待观察。在外部环境复杂变化背景下，日本经济前景难言乐观。

2022年，日本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其中，外汇市场中日元对美元急速贬值，跌破1美元兑150日元，为32年来最低值。日元大幅贬值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加剧，日本政府及央行时隔24年三次实施史上最大规模外汇干预。与此同时，2022年12月，日本银行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框架，将长期利率变动幅度从±0.25%扩大至±0.5%，但此举并不意味着长期非常规超宽松政策走向的改变。植田和男继任日银总裁后，基于外部经济环境及日本自身现实，虽然或将小幅进行部分政策调整，但2%的物价稳定目标以及超宽松货币政策基调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2022年，日本国会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标志着岸田上台以来力推的招牌政策正式成为国内法律。该法包含四大支柱内容，集中显示了大国博弈背景下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发展趋势，意在对标美欧，弥补日本在经济安全领域的制度性短板；为将经济安保要素纳入年底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铺平道路；为日本政府获得绕过国会、仅通过政令即可干预经济运行的特权赢得空间。此外，该法还带有明显的指向性，意在配合美国加强对华供应链限制与科技竞争。

日本政府以内阁决议方式出台“安保三文件”，推动“由守转攻”的战略蜕变。岸田提岀“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将价值观外交、“人权问题”、“强化日本防卫力量”等作为外交安保政策重点。岸田政府依托日美同盟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及其安全机制，对华安全政策确立“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的基调。借势俄乌冲突，日本在追随美欧不断加大对俄制裁力度的同时，渲染“中国威胁”，制造地区紧张气氛，破坏东亚和平稳定，为放弃“专守防卫”原则、增加防卫预算制造借口。

2022年，在国内外各领域冲击下，日本社会形势不确定性及现实、潜在风险增加，人口超老龄化、少子化发展加速，国民负担率与社会保障压力持续攀升。同时，社会冲突事件频发，社会分裂加剧，“分众化”进程加快。对此，日本政府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筹划设立“儿童家庭厅”，对家庭开展全方位支援，以期提高人口出生率。此外，为积极构建多元包容型社会，加速推进地方创生，部分地区实施“同性伴侣宣誓制度”，扩大引入外籍劳工规模等。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大潮中寻找出路，已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突出挑战。

2022年，中美博弈叠加俄乌冲突爆发，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中日关系遭遇更为多元的挑战和冲击，结构性矛盾故态依旧，中日之间的政治安全分歧未见弥合，两国关系始终在低位震荡，未见有效改善。日本更积极介入台湾问题，推出具有明显指向性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及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增加了促进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政治障碍。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两国关系能否借此契机逐渐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取决于一系列内外因素交叉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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