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由于贸易摩擦的影响，国际经贸形势更加难以预测。2017～2018年，美国发起了多起贸易调查和裁决，并对世界贸易组织（WTO）颇多批评，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响。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两个贸易大国强烈的贸易摩擦，也对中国外贸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为了应对国际、国内经贸形势变化，中央政府、各部委及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国内政策环境也出现缓慢变化，区域战略规划、政策和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对广东外贸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年度“广东外经贸蓝皮书”主要探讨经贸环境、区域建设规划、开放体制对广东对外开放的影响。一是重点探讨经贸环境变化及其宏观政策调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其对广东外贸的影响；二是梳理行业开放对广东发展及其外贸结构优化的问题；三是探讨外贸热点问题。

“总报告”探讨了国际经贸形势变化对广东外贸发展的影响，并综合多方面因素对广东外贸发展进行预判。

第1篇是《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报告（2018～2019）》。该报告分析了国内外经贸环境变化，探讨广东外经贸发展趋势。在面临逆全球化趋势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宏观环境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2018年广东进出口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波动较大。以人民币计值，2018年广东货物贸易总额为7.16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5.1%，进出口总额超过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4.27万亿元，同比增长1.2%；进口2.89万亿元，同比增长11.3%。“一般贸易+民营企业”的外贸发展模式进一步凸显；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均呈现增长态势。2019年，世界经济面临增速下行的风险，全球总需求不振成为抑制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对全球贸易稳定增长构成威胁。2019年，广东货物出口贸易将会继续承压，呈下行趋势，以人民币计值的增速在-5%左右；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贸易波动继续扩大。

在广东外贸发展专题篇，安排了5篇研究报告，主要探讨广东外贸结构优化、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电信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及广东外贸的影响。

第2篇是《国内外经贸环境变化对外贸企业的影响——基于广州外贸企业经营环境的调研》。该报告基于广州外贸企业经营环境的调研，探讨近年国际经贸形势和国内环境变化对外贸企业的影响。面对近年来国内外经贸环境的不利因素，外贸企业陷入了困境。各级政府为此做出了许多政策安排，其效果值得考察。为此，我们对广州有代表性的外贸企业进行访问和考察，主要围绕国际经贸形势变化、经营成本变化、人民币汇率变化、“放管服”改革及营商环境优化、税收政策调整等因素对外贸企业影响进行调研，发现了以下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对部分行业有一定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社会保险费用负担比较重，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较大，融资成本高昂，近几年的优惠政策对企业影响不大，部分外贸企业有减产、迁移等行动。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切实降低外贸企业负担、应对经贸环境变化的政策建议，重点是把中央及地方政府有关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切实改善营商环境，减轻外贸企业负担，降低经营成本和制度成本，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第3篇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与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基于广东区域数据的测算与分析》。该报告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描述性统计方法，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对外贸易结构的评价指标，依据广东省地级市2006～201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测算了广东及其区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程度。研究发现：就这三个指标而言，珠三角城市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存在相对弱化趋势；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不及珠三角城市，但近年来呈现强化趋势；粤东、粤西、粤北城市与珠三角城市之间的差距存在缩小趋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外贸易结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更为明确。根据这些结果，推动外贸结构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向水平比较低的地区传递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自主创新能力。主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创新集聚；打破创新瓶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等措施，实现外贸结构的优化。

第4篇是《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对外经贸发展研究》。广东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和出口在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占有重要地位。该报告梳理了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及其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的发展历程，并对其国内外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自1991年以来，广东电子信息产业产值一直排在全国首位，并保持在30%以上；二是近几年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出口额增速放慢，其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高；三是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办公设备和广播电视设备等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水平不断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而电子计算机的价值链地位并没有提升；四是中国与美国互相加征关税，短期会给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外贸带来不利冲击；五是广东计算机产业逐步向重庆、四川等西部地区转移，广播电视设备和电子仪器设备产业从外省向珠三角地区转移。针对一些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调整产业政策，培育关键元器件及其核心技术，发展上下游产业链；设立核心技术发展基金、发行长期特别债券，保障电子信息产业资金支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高端化发展。

第5篇是《中国基础电信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展及广东先行先试问题研究》。该报告从FDI供应企业和国内需求企业双视角，采用多案例复制法，以确保客观，系统归纳了中国基础电信市场对外开放的主要限制因素，为决策部门和企业选择提供决策依据。结果显示，中国基础电信市场对外开放进入了“2.0时代”，主要特征是在移动通信转售企业发展出现严重瓶颈的背景下，引入外商促进了转售企业的资本补充、产品差异化和企业国际化，并树立品牌形象，并“倒逼”监管体系完善，保障市场公平，达到互利共赢。建议进一步扩大基础电信服务市场开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条件率先对基础电信行业进行对外资开放的试验，总结提炼开放的细则，可以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放宽移动通信“外资股权限制”，鼓励外商与现有虚拟运营商合资，与国内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合作设立新公司申请运营转售业务。

第6篇是《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与问题和对策》。该报告总结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在对外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取得的绩效，并发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国际社会对其内涵和意义的误解，阻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广东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本土化的意识不足；广东各个区域参与程度差别等。据此，提出深入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建议：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叠加优势，进行统筹规划；二是加强广东内部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三是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绿色化”建设力度；四是充分利用各类经贸合作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五是切实提高企业“走出去”的抗风险能力。

在广东开放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专题，安排了4篇研究报告，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部市场化、对外开放、交通网络与城市联系、广州开放型经济问题。

第7篇是《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报告运用一价定律的相对价格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依据2000～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商品CPI指数及其他相关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分析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进入21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整体上不断提高，其内部区域市场一体化趋于整合，深圳、珠海与广州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其他城市偏低；但香港、澳门的产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较低，与其他9市之间的同期差异相对较大；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对其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大部分城市尚未越过拐点58.44，即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仍然发挥积极作用，尚未发生方向性的转变；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市场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并呈现U形关系，而且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都已位于其拐点的右侧，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处于上升态势。这就要求打破区域政策壁垒和机制障碍，实现人流、货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的畅通，从资源要素、产品产业和金融交通等多领域深入推进市场一体化。

第8篇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该报告从进出口贸易、双向投资、对接“一带一路”三大维度，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状况，揭示其服务贸易滞后、双向投资的结构和区域不协调、金融开放与合作不足、文化交流和开放定位不准确以及内部区域协作等问题。据此，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开放与建设的战略思路——“一个原则、五大目标、三大政策”，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优化贸易、升级投资、对接“一带一路”等对策，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环境优美、生活服务完善、港澳同胞和大湾区内地居民同享高质量生活的共同家园。

第9篇是《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与城市联系提升的研究》。该报告认为交通网络建设是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联系的重要基础条件和重要的驱动力。总体上，随着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的通车和交通网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联系的紧密度和均衡度、珠江东西两岸城市的联系、港澳地区与大湾区内部城市的联系都得到了提升，并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多极网络联系格局。当然，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联系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市间交通网络联系密度和珠江东西两岸直接快速联通的能力不足等。因此，需要加强内部区域统筹规划，突破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联系和互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珠江东西两岸交通直接联系，发挥交通网络中核心节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完善交通信息共享机制和提高交通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高质量的城市群。

第10篇是《广州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绩效》。该报告探讨了广州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广州外贸体制先后经过了外贸经营权下放、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汇率并轨、对接WTO规则、放开外贸经营权等；广州投资管理体制经过了招商引资、产业转移战略、利用外资的“准入负面清单”规则、对外投资与“一带一路”建设，带动双向投资的发展。在全面开放新时代，广州开放过程及其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开放走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中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在热点问题研究专题，安排3篇研究报告，探讨数字产品贸易问题、中国与非洲经贸问题和进口葡萄酒销售态势问题。

第11篇是《欧美跨境数字产品海关监管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该报告通过对各国数字产品贸易监管政策的比较，发现世界各国对跨境数字产品的海关监管的差异比较大，即使WTO各个成员方，也并未对该问题形成统一的立法决策。美国积极倡导全球数字贸易“零关税”政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征税派”，欧盟处于“中间派”，主张对数字产品保持暂时性零关税的立场；但美国、欧盟以及WTO多数成员方主张对跨境数字产品征收增值税（或销售税）。这给中国一定启示：中国可以借鉴欧美等国家的海关监管规制，保持对跨境数字产品“保守的、暂时性零关税”的现状，并尽早出台数字产品贸易监管规制，坚持对数字产品征收增值税、消费地征税的原则，以适应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需求，从而保护民族产业，获得制订国际数字产品贸易规则的话语权。

第12篇是《中非经贸合作四十年》。该报告梳理了40年来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的演进特征，可以看出中非贸易大致可以分为逐渐提升、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具备不同的特点。近期中非经贸合作的特点：一是中国与非洲贸易的增长下降；二是中国与非洲贸易的产品结构互补，国别分布高度集中于南非、尼日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等国家；三是中国对非投资规模扩大，投资目的地覆盖率高，投资行业日趋多元化。基于中非贸易投资的合作现实，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呈现广阔前景：“一带一路”倡议向非洲各国拓展，中非经贸合作空间广阔，同时非洲商品出口竞争力逐步增强，对华出口结构逐步改善；中国与非洲合作平台效应逐步显现，产业集聚效应增强，轻工、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合作逐渐加强。

第13篇是《中国进口葡萄酒销售态势的分析》。该报告运用海关数据分析中国葡萄酒进口贸易的情况，并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葡萄酒消费需求的特点。一是中国葡萄酒进口量自2006年以来连续增长，进口葡萄酒的来源国呈现多元化态势，主要有法国、智利、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不同产地的葡萄酒在中国市场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二是中国进口葡萄酒均价自2014年以来，连续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这主要在于中国消费者偏好中低端葡萄酒及关税政策调整；三是进口葡萄酒消费量排名前十位的区域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江苏、山东、辽宁和四川；四是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对不同产地、不同种类的葡萄酒存在不同消费偏好，出现了葡萄酒消费大众化的趋势。

总体来讲，近年来，以美国利益优先、单边主义为主要特点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兴起，特别是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加上国内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外贸企业处于进退两难困境。其出路在于优化国内经贸环境，重点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为中心，不断推动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为此，必须把政府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大幅度降低税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在体制改革方面，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范围，扩大开放程度，并复制推广开放体制改革经验和成果，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发展规划方面，抓紧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各项任务，推动珠江三角洲及粤港澳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广东开放型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这一系列开放体制创新和发展规划引导，提升广东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作用，不断扩大电子信息、电信产业的开放力度，优化广东外贸结构，逐步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广东外贸的国际竞争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外贸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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