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日本经济、社会受到新冠疫情多轮冲击，原本作为“防疫内阁”上台的菅义伟政府未能处理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而迅速丧失民意支持。延期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复苏，反而引发第五波疫情，菅执政压力加大，最终不得不宣布辞职。9月底至10月初，岸田文雄在安倍阴影和派阀角力中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就任日本第100任首相，随后迅速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胜选后续任首相，实施党政班底改造，初步巩固政权基础。

岸田担任首相后，对“安倍路线”采取维持、继承与发展、拓进并举的方针，持续推进日本国家战略转型落实走深。其秉持修宪强军路线，计划修订国家安全政策文件；经济上提出“新资本主义”构想，兼顾国民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同时推进“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大力普及新能源；外交上继承安倍和菅政策框架，主张与“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携手，续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2021年，日本实际GDP在第一季度环比下降0.4%，第二季度增长0.6%，而第三季度再次转为负增长，下滑0.8%。在岸田政府强力刺激政策下，第四季度日本经济明显反弹，增长1.0%。岸田将应对疫情、强化危机管理机制作为一大要务，出台以“克服新冠疫情，开拓新时代”为主题的新一轮经济对策，强调“新资本主义”有别于自小泉时代以来自民党政权积极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力图促进日本经济尽快步入有序复苏轨道。在疫情持续蔓延、反弹不断的背景下，2021年日本税收减少约6.1万亿日元，财政入不敷出。为弥补收支缺口，政府不得不增发国债，基础财政赤字从上年度的9.6万亿日元增至20.4万亿日元，为2014年度以来的最高值。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难以退出，政府运用宏观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收窄。

经济状况恶化给日本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少子化、老龄化、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合同工、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等处于停工、停产甚至停薪的艰难困境，因孤独而自杀者的数量显著增加，其中女性自杀现象尤为突出，曾经令日本民众骄傲的“一亿总中流”不复存在。日本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带来民粹主义跨越政治图谱的同台竞演，与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相呼应，民粹主义在地方自治体层面上一定程度地死灰复燃。

2021年，日本对外战略继续展现积极进取姿态，持续升级日美安全军事合作，加快日美印澳战略合作进程，致力于打造各类“同盟”“准同盟”机制。战后以来形成的日本保守主义外交路线、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传统一如既往，同时，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日本致力于在同盟框架内不断提高外交自主性，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谋求话语权、主导权。在中美博弈深化、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的争端持续升温的背景下，2021年，日本和美国在军事演练等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朝着一体化、深度融合的方向加速发展。

2021年，日本更加重视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安全合作机制，提升“印太”地缘影响力和掌控度。日美印澳“四边机制”（QUAD）在2021年日益呈现机制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四方在新冠疫情应对、供应链稳定、涉华议题及国际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协调进一步增强，“同盟化”建设迅速推进。

2021年，日本在积极推进自贸区战略的同时，大力强调经济安全保障。为拉动经济增长，日本大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方面，日本在2020年11月放弃“无印度、不签约”立场签署RCEP后，于2021年4月迅速完成了国会众参两院对相关法案的审批，成为继中国、新加坡及泰国之后，第四个完成RCEP国内审批程序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以国家安全为由泛化安全概念，扩大对贸易、投资、技术等的监管范围，强化产业、经济“自主性”，实际上推行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产业政策。

周边外交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但2021年日本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普遍僵冷，日俄关系自安倍离任后陷入停滞，日韩关系改善未见进展，日朝之间迟迟无法找到开启对话大门的钥匙。不过，在东南亚方向，日本日益重视东盟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中扮演的角色，越南、菲律宾、印尼等更是成为日本外交的战略“支点国家”。

2021年的中日关系承接上年走势，持续低位震荡。一方面，菅义伟任内中日关系明显倒退；岸田执政后，中日关系出现一些改善契机，但仍面临严峻挑战。日本不断炒作和激化两国“岛争”，介入南海问题，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在涉港、涉疆，特别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国底线，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另一方面，2021年，中日之间各层面的交流逐渐恢复和推进，贸易投资在疫情背景下逆势增长。2022年，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形势、两国国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国国民的相互认知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中日两国可以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一机遇窗口深入探索正确的相处之道，这对未来两国关系的长期走向会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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