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战略界对印度洋将成为地缘战略竞争中心的战略研判与过度解读，引发大国围绕制海权和交通海岸线安全尤其是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展开博弈。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威胁与形成的安全忧虑，进一步助推该地区安全局势动荡，导致利益相关国之间的战略竞赛呈明显加剧态势。尤其是，美国主导、印日澳不同程度参与的“印太战略”和“四国安全对话”（Quad）加剧了大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而欧洲主要大国也在印度洋联合域内外国家进行多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近期大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印在印度洋的战略关联与互动，成为影响印度洋安全格局的一大变量。印度是美国在印度洋意图加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在拜登政府上台后，这一趋势得以延续。随着美印之间国防合作的不断深化，双边战略分歧亦逐渐凸显，这不仅会增加印度的“战略不安”，也将偏离印度在印度洋的角色定位与战略目标。第二，欧洲大国追求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对印度洋关注度和参与度明显上升。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推动新一轮“印太战略”以来，欧盟主要成员国包括德国、法国等，在经历了三年多的“观望”之后，开始将印太地区纳入战略考量的范畴。欧洲主要大国“重返印太”，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影响力和实现地区力量平衡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包括贸易投资、武器出口在内的经济利益，战略偏好呈现典型的经济利益至上特征。第三，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活动的安全忧虑呈加剧态势，进一步消蚀中印战略互信的基础。印度追求对印度洋的控制权，对中国在印度洋的任何活动哪怕是商业活动，都表现出谨慎、敏感甚至忧虑。在纠结与矛盾中，新德里依据当前国际战略环境有利于印度的判断以及基于中印竞争的现实考量，寻求借助美国力量对冲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这一思维逻辑与策略实践，成为影响当前乃至未来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一大阻力。

除了积极与域外大国互动以提升在世界的影响力之外，印度也努力提升其在域内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一是印度密切与印度洋岛国的关系，斯里兰卡被莫迪政府定位为印度经营邻国关系中的“首要优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印度践行“邻国优先”政策，加大了对南亚邻国和印度洋岛国的援助力度。斯里兰卡在印度洋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与印度不可分割的地缘关系以及近年来中国与斯里兰卡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现实，促使印度更加重视斯里兰卡。二是印度正努力从政治、经济与安全多个角度推进“东向行动”政策，尤其深化与缅甸的关系。未来中国和印度在缅甸经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及其他大型项目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竞争。而且，无论民盟还是军方拥有更大权力，缅甸政府秉持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趋势不会发生较大改变。三是印度努力在中东发挥平衡作用。近年来，印度主动向伊朗靠近，不仅是为了参与恰巴哈尔港口的开发与运营，还因为伊朗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大国地缘竞争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同时，印度正日益加强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主要国家的军事协作。

当前，印度洋沿岸各国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全球经济乏力又增加了各国经济复苏的外部压力。可以说，截至目前这一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环印度洋经济体”并不存在，区域内以贸易和投资为主的经济联系还较为薄弱，大部分经济体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和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生产、贸易与投资均更加依赖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外市场。而且在印度洋地区，非传统的、低强度的跨国威胁，如海上恐怖主义、海盗行为、非法捕捞活动、武器和违禁品贩运、海洋污染、自然和人为灾害等，都在明显增加。这一趋势虽然隐藏着诸多安全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存在诸多机遇。

无论如何，促进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融合是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也符合其根本利益。自区域主义开始萌发以来，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包容、良性竞争与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合作才能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整合提供最大的推动力。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力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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