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和难点。中国30多年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政府也不断推出新思路和新政策。党的十八大会议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这系列方针政策都显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主动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一轮开放战略。

广东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历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提到加快“对外开放”，力争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2014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对外开放格局，转变外经贸发展方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随后，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意见》，对广东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深化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打造开放型经济综合优势进行了具体部署。2015年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获准正式挂牌成立，并提出将其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目的仍然是力求进一步提高广东对外开放程度和完善开放型经济。

可见，中国政府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向和目标，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和状况是什么样子？具有怎样的深度和广度？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是一个什么形式？如何实现开放目标？所以，2015～2016年度“广东外经贸蓝皮书”将“广东开放型经济”作为研究主题，旨在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探讨广东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对各个产业开放状况的深入研究，探讨广东开放型经济建设状况，为广东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独立判断和建议。

本年度“广东外经贸蓝皮书”重点探讨广东各个产业开放状况：一是广东服务业开放专题，探讨部分服务业开放程度；二是制造业开放专题，重点探讨制造业利用外资和转型升级的情况；三是热点问题研究专题，重点探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有关问题。因此，在总报告中除了传统的国际经贸形势分析外，还从总体上对广东对外开放进行分析，探讨广东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态势。

“总报告”共两篇报告，围绕国际、国内经贸环境的影响探讨广东外经贸发展走势以及近几年广东对外开放的状况，总体上探讨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态势。第1篇是《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报告（2015～2016）》，报告基于国内外经贸形势，分析了广东外经贸发展趋势。阐述了世界经济贸易与国内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2015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中国经济继续放缓，下行压力有所增加，2016年广东外经贸发展环境较上年更加复杂严峻。2015年广东外贸继续处于深度调整期，贸易结构持续改善，进出口增速震荡下行，外贸发展新常态特征明显。全年货物进出口总值6.36万亿元，同比增长-3.9%，其中出口维持低速增长，同比增长0.8%，高于全国-1.8%；进口降幅同比扩大，为-10.8%，比全国-13.2%稍好。就外贸格局而言，对欧美、东盟贸易保持增长，对中国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整体下降。就外贸方式而言，一般贸易出口保持4.9%的增长，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11.3%，下滑过快，是全年进出口增速下滑的主因。因此，2016年广东进出口形势仍然较为严峻而且难有根本改善，进出口下行压力加大，延续上一年度的疲弱态势，维持负增长；全年出口或有改善，但进口表现可能依然疲弱，进出口显著回升的可能性较低。一般贸易进出口额有望首超加工贸易。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集聚效应会逐步释放，将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缓解广东外经贸的进一步衰退，托起外经贸稳定发展。

第2篇是《广东对外开放度的研究》，对广东对外开放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分别从外贸依存度、外商投资依存度、对外技术合作度、生产开放度、对外旅游依存度、从业开放度六个角度对广东对外开放态势进行度量。研究发现，自中国加入WTO以来，除对外技术合作度和从业开放度外，广东的其他开放指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最后，对广东综合开放度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近十几年来广东综合开放度不断降低，这一态势给广东各界提出了警示。

从总报告的两篇报告来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逐步衰退，复苏缓慢，国际需求下降，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经贸活动受阻，广东外经贸发展受到影响，开放度降低。这说明广东提升对外开放度、推动外经贸转型和提振外经贸发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

服务业开放专题共5篇研究报告，分别围绕电信、金融、房地产、教育及文化产业的开放进行研究。第1篇是《中国电信市场FDI壁垒与广东电信业对外开放的研究》，通过测算中国基础电信市场FDI综合壁垒指数，探讨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解释了政策限制显著降低情况下FDI难以进入电信市场的原因。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国加入WTO后广东基础电信业FDI壁垒现状进行了定量分析，在调研中采用了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其中，非政策性因素来源于2010～2011年第一手调研资料，壁垒评分和赋权均通过业内人士和专家问卷与专访产生。结果表明，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广东基础电信实际对外开放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主要原因是政策限制降低之后，非政策性壁垒影响开始显现，阻碍了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电信基础市场实际开放度，必须加快电信行业体制改革和立法进程，保障政企分离和竞争环境的改善，扩大外商在基础电信业务企业占股比例的试点。

第2篇是《广东金融业开放的研究》，对广东30多年的对外金融合作和开放进行研究。广东通过港澳合作平台，将广东金融发展推向国际市场，实现了国内外资本的融合；粤港澳三地跨境互设金融机构，提高了广东金融开放程度；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试验和完善，逐步形成了经常项下跨境交易、资本项目直接投融资以及部分跨境金融交易的政策体系。但是，广东金融业地位和竞争力仍然不强，结构失衡和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改革创新仍然相对滞后，不完全适应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要求。下一步，广东必须紧紧围绕建设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的目标，充分利用广东先行先试的政策，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推进广东金融业开放提供经验。

第3篇是《广东房地产行业利用外资的现状、影响因素与对策》，从利用外资角度对广东房地产业开放进行探讨。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房地产业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2005～2014年，房地产开发利用外资规模从37.16亿元增至63.05亿元，年均增长近7%。近几年，外资在粤房地产投资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从2007年的2.21%下降到2014年的0.62%。从利用外资空间结构看，外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商，近几年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珠三角地区房地产业外资集中度最低，也出现区域转移的态势。广东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受到国际经贸形势、国内经济增长、房地产需求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必须优化房地产利用外资结构，改善房地产业投资环境，增强外商投资吸引力，引导外资来源地多元化和利用外资的区域平衡发展；提升房地产企业经济实力，提升“走出去”能力；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

第4篇是《广东高等教育服务业开放问题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广东高等教育服务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情况，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定量测算，结果显示，广东高等教育开放度为1.307。比较而言，北京与上海高等教育开放程度分别为1.868和1.783，这显示出广东高校教育竞争优势不足。显然，广东高等教育开放程度明显滞后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严重影响广东教育的“高地”建设。必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实施的机遇，进一步提升广东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的水平；扩大“引进来”与“走出去”规模，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扩大招收外国学生来粤留学的规模。

第5篇是《中国城市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通过构建城市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体系，展示中国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及分布状况，考察1997～2013年中国城市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动态演进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综合实力较高的城市，其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更强；但城市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效率却不一定更高。由于市场分割的原因，各省之间的城市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差异度较小，同一省份内部的城市之间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差异度较大。此外，从动态演进角度来看，中国城市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分布逐渐平缓，城市间的差距逐渐降低。

从上述几个服务业来看，各个产业开放程度不尽如人意，因为中国加入WTO多年，产业和市场开放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其原因各有不同，非政策性壁垒阻碍了电信业进一步开放，金融业体制改革滞后，房地产业投资环境不利于外商投资，广东教育和文化产业在国内竞争力均处于中等水平，更不及发达国家。可见，广东服务业开放首先要大幅度提高市场化水平，通过国内市场和产业竞争，提高各个产业竞争力；然后才有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才有能力对外投资，实现各个行业的双向开放。

制造业开放专题共3篇研究报告，从总体上探讨了制造业双向投资状况，重点探讨装备制造业、新兴游艇产业的开放态势。第1篇是《双向直接投资与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广东制造业传统生产模式及其转型升级进行了深入研究。广东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跟不上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其优势正在逐年消失。其原因在于广东制造业区域发展严重不协调；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速大幅度下降；“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作用不显著；广东工业发展过于依赖电子设备制造等少数几个行业，整个制造业风险增大；制造业进口规模远低于出口，并且出口地过于集中，而且对香港的依赖程度高。为进一步促进广东制造业升级发展，必须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把外资引向高端制造业领域；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功能性作用，积极寻求海外市场、资源和技术；增强传统产业的优势，努力开发新兴产业，降低产业集中风险；发挥出口优势，带动产业升级，加强进口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2篇是《广东省装备制造业利用外资与发展研究》，从外资进入情况分析了广东装备制造业的开放态势。深入分析了广东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然后展示外资流入情况，并通过构建区位熵、行业偏向系数等指标，对外资的异质性进行了细致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广东的装备制造业为其整体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各区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经营。外商资本和港澳台资本流入行业和地域存在一定选择差异：外商资本占汽车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总资本的比重大幅增加，而港澳台资本在各装备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从区域差异看，广东珠三角装备制造业行业的外资流入均显著高于其余三个区域。粤东外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制造业。粤西外资主要集中于金属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山区外资主要集中于专用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制造业。为了提高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必须增强广东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外资投入区域和行业方面进行引导；加强企业创新，利用外资先进技术，培育优势产业，努力打造广东装备制造业地区品牌。

第3篇是《广东游艇产业链跨界融合创新发展模式》，游艇产业是一项复合型新兴产业，由游艇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及其营销、游艇娱乐服务等行业构成，其基础是游艇消费，包括游艇俱乐部、游艇码头和娱乐活动等核心服务业，其配套产业包括游艇设计与游艇制造以及发动机、零配件、拖车、附件、安全设备以及附属消费品生产等。国际游艇产业已经逐步成熟，中国游艇市场潜力巨大，竞争激烈，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广东毗邻游艇经济比较发达的港澳地区，其区位优势独特，是承接港澳游艇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但也面临设计研发能力不足、游艇产业链不完备、高素质人才欠缺等问题。必须依托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创新游艇产业国际合作新局面，促进游艇产业与旅游、金融、商业地产、互联网、文化创意等行业的融合发展，促进广东游艇产业链跨界融合创新发展。

从制造业开放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近几年增长幅度下降；外资来源依赖于港澳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输入不足；外资投入在各个行业分布不均衡，对高端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投入不足；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游艇等新兴行业还比较幼稚；竞争力不足的产业缺乏“走出去”的能力，对外投资不足；区域分布也不均衡，外资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对粤东、粤西、粤北投资不足。这些问题有待于通过扩大开放来解决，需通过利用外资和技术，促进制造业的壮大和发展，形成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快优势产业“走出去”步伐，通过对外投资提升产业的国际合作水平。

热点问题研究专题共4篇报告，主要针对粤港澳合作及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展开研究。第1篇是《中国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评估》，中国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起点，有必要对两地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评估。对此，报告运用了Hoekman频度指数法，对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前后中国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程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CEPA实施后，内地对香港的服务贸易开放无论在承诺广度还是承诺深度上均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服务业开放进程较为缓慢，历次协议累计承诺覆盖率均不高，截至CEPA10的签署，内地对香港服务开放广度仅为52.94%，与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相比提高了约12.09个百分点；其开放深度为39.19%，提高了13.25个百分点。显然，两地离服务贸易完全自由化仍有一段较大的距离，对教育、通信、文娱、金融和运输等敏感产业的开放依然较为保守，也构成了未来中国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基础和改革开放的方向。

第2篇是《CEPA框架下广东省医疗服务行业开放的困境与出路》，通过对CEPA框架下的广东医疗服务领域开放状况进行调研，揭示了医疗服务业的开放态势及特点：港澳资医疗机构以港资门诊为主，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主要针对高收入人群采取港式医疗服务。港澳资医疗机构在广东发展困难重重，广东与港澳两地医护人员培养和晋升途径不同，招聘医生困难；内地公立医院享有竞争优势，挤占了部分高端医疗的市场空间；医疗保险体制不同，投资开放遭遇“小门”未开等。建议进一步放开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的审批环节；改革职称晋升机制，增强医生流动性；打破内地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民营和外资医疗机构的发展。

第3篇是《基于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深圳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研究》，基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单向扩大对外开放的体制改革，探讨其对深圳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影响。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片区对深圳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有重要影响。通过总结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各地改革举措和经验，提出深圳（前海）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发展方向：首先，建立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其次，构建便利化的贸易环境，完善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自由贸易法律制度安排；再次，提升国际性枢纽港功能，促进航运业及其相关产业国际化发展；最后，打造深港合作新平台，积极落实CEPA有关安排，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

第4篇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航运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国际船舶运输、公共船舶代理、国际船舶管理、场站服务、沿海捎带业务对外扩大开放的举措，对航运业国际化进行研究。运用案例（CASE）分析法，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为例，研究航运企业国际化的路径，揭示中国航运业国际化经历了从反向输入到直接输出，先后采取了设立代表处、合资、股权收购，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独资方式。在投资区位上，航运企业首选政局稳定、双边关系好的重要贸易国的枢纽港，并显示区域特点：对欧美国家航运业投资多采用合资、合作、并购方式；对非洲国家航运业投资多采用BOT方式。研究表明航运企业国际化以港航一体化方式带动海工设备、船舶制造、港作机械等重装备的输出，完成了航运产业链的国际化投资和转移，初步显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航运开放、航运金融、航运保险领域的制度创新，有利于解决航运企业融资成本高、政治风险大等难题，能够推动大型国企率先走出去。

2015年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功能定位和主要任务是推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粤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从航运业及其物流业开放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航运业开放的举措，有利于提升航运业及其相关产业国际化水平。但是，在CEPA框架下，内地对香港服务开放广度和深度都不高，从医疗服务行业开放来看，还存在大量的行业“大门已开、小门未开”和制度“弹簧门”的情形。所以，广东对外开放还要加快落实CEPA有关安排，通过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发展。

总体来讲，广东对外开放水平还不高，而且近几年的开放程度还有所下降。无论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各个产业都还将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结合目前“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广东还要加大产业调整，重点是扩大产业开放力度，大力向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开放，通过市场化和国际化竞争，提升广东产业竞争力。必须充分利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机遇，加快其体制改革开放经验的推广，推动广东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升广东开放型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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